新书坊 | 〔美〕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 ：《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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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4期
美国学者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是世界体系学派的重要人物。她借鉴全球史的叙述方法，有意识地探讨了欧洲称霸之前欧洲、中东和亚洲存在的世界体系，并注重把握各体系之间通过长途国际贸易、蒙古帝国扩张等方式形成的广泛社会互动网络，重构了一个超越帝国范围并包括大部分欧亚大陆的十三世纪世界体系，并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在十三世纪世界体系基础上的重构。集中体现这一观点的本书曾获美国社会学会1990年杰出贡献奖。授奖委员会予以很高评价：“这部著作写得很漂亮，它的范围可以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涉及的范围相媲美……通过强调从杭州到布拉格共同拥有的文化和商业制度，阿布-卢格霍特富有实质性的分析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以往对）现代世界体系所作的欧洲中心论的解释。”
欧洲霸权之前
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美〕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 著
杜宪兵 何美兰 武逸天 译
2024年2月出版
ISBN：978-7-100-22668-4【内容简介】《欧洲霸权之前》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全球史经典。本书描述了早期世界体系的兴起过程，该体系形成于12世纪末期，至14世纪最初几十年臻于顶峰，涵盖了从西北欧至中国的广阔区域。它重新整合了一套相当复杂的、环环相扣的子系统，包括欧洲、中东和亚洲。作者认为，这三个地区表现出大致的均衡发展，换言之，不存在可以统辖整个世界体系的霸权势力。14世纪末期以来，这个世界体系中的权力真空，为欧洲势力的发展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一部由实证支撑的理论著作，本书丰富了世界体系理论的谱系，甫一问世便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沃勒斯坦、弗兰克、乔治·莫德尔斯基等人纷纷发表书评，围绕它的争论经久不息。
【作译者简介】
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1928—201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教于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大学，在城市社会学、中东研究和世界体系理论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变幻的城市：城市社会学》等。《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是她的代表作。
杜宪兵，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学者推荐】
阿布-卢格霍德将世界体系的起始回溯至1250年，对世界历史的书写作出了重要贡献。借此，她最终解决了世界历史在1500年出现所谓的断裂的难题。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世界历史杂志》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形成中的体系研究
第一部分 欧洲亚体系从古老帝国中浮现第二章 举办香槟集市的城市
第三章 布鲁日和根特：佛兰德斯的商业城市和产业城市
第四章 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海上商人
第二部分 中东腹地
通往东方的三条路线
第五章 蒙古人和东北通道
第六章 辛巴达之路: 巴格达和波斯湾
第七章 奴隶苏丹政权时期开罗的贸易垄断
第三部分 亚洲
印度洋体系：一分为三
第八章 印度次大陆：在通往世界各地的路上
第九章 海峡两岸
第十章 中国的资源
结论第十一章 重组13世纪世界体系
参考书目
索引
后记
精彩试读
我个人的研究跨越诸多学科，因为只要发现某个学科有意义，我就去了解它，这样就累积增多了。起初，我是一名美国城市社会学者、人口统计学者和规划师，研究经济和“发展” 规划, 从事后来被称为地理学的相关工作。在埃及生活和工作期间，我被迫学习中东历史和文化，之后又将兴趣扩展到第三世界的其余地区。美国社会学只是近来才延展边界，鼓励更宽广、更历史化和更具比较性的视野。尽管我逐渐被主流美国社会学边缘化了，但每转换一次学科或工作地域，都有助于增进我的领悟能力。
第二种新的审视方法来自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学者在历史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里所作出的修正性工作。西方学界具有民族优越感，他们公认的观点在所谓“第三世界”里无不遭到“庶民”（如同印度史学中的称谓）的质疑。“庶民” 们认为，在他们的历史中，传统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充满动态的变化；他们的历史并非像大多西方学术界断然认定的那样——相对于西方的倒退，而是欠发达地区在附属地位下的发展。当前，要对西方的定论和庶民的反驳作出调解殊非易事， 然而，融合了胜利者和受害者的解读而生成的想法却可能带来一些新的“真相”。在本书中，我力图借助双方去呈现一个更加均衡的图景。
或许还有第三条知识重组的途径，即调整观察“真相”的距离并借此改变视野的大小。鲜有历史学家敢于从全球角度观察问题, 阿诺德·汤因比和威廉·麦克尼尔是少数中的两个，他们的声誉经受住了专事狭隘时空研究者们的非难。历史学家的社会组织非同寻常。在历史学家的矩阵里，纵线由时间组成，横线由空间组成，第三维则由焦点组成，只有少数专家能涉猎成千上万个独特交汇点的每一处；大多专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挖得又远又深。为了工作，他们需要毕其一生去培养语言技能，积淀文脉。他们的工作是所有通才们仰赖的基础，然而如此专注的代价往往是外围视野的缺失。
相比之下，本书面临着相反的难题。不管怎样，我都希望通过审视通常由专家们分别加以研究的众多地理实体之间的关联所获得的洞见,会对采用如此全球性的观点这一狂妄之举带来足够的补偿。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时常感觉自己好似一个蹩脚的走钢丝者，摇摇晃晃地穿越世界的罅隙。我唯一的保护网，就是我在历史矩阵中找到的那些各领域的行家里手所赐予的宽宏大量。
最后，某些观点上的变化缘于一个学者意念中多种难以调和的信息的独特积累。某种程度上讲, 我目前的研究——甚至在意识到研究的必要性之前——萌生于我的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于“定”论和反常信息的意外增加之间的鸿沟，至少在刚开始时如此。
我那本关于开罗历史的著述让我确信，有关“黑暗时代” 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说灯火已经在欧洲熄灭，那么它们依然在中东地区光彩熠熠。在游览和研究中东地区的其他大城市时，我更加坚信开罗不过是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体系内的某个顶峰。这让我对亨利·皮雷纳广受赞誉的关于欧洲复兴的著作《中世纪的城市》和马克斯·韦伯同样备受推崇的文集《城市》产生抵触，后者描绘了西方的中世纪城市（韦伯将其界定为真城）和东方假定中的伪城之间的显著区别。之后不久，我开始筹备一个有关《第三世界城市化》的文集，文集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当代的城市问题上。我试图用摘录的形式来论证：虽然第三世界现在不幸落后于西方，但情形不会总是如此。正是那时，我首次读到谢和耐（Gernet）关于13 世纪的杭州——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城市——的研究成果。
再往后，在巴黎居住期间，我有机会在布鲁日驻留并开始研读它的历史。布鲁日是世界上得到最为精心的保护和修缮的中世纪城市之一。那时，和许多人一样，我深感被威尼斯的传奇所欺骗。不久以后，我很偶然地邂逅了吉斯夫妇的精品之作——《一个中世纪城市的生活》，该书描述了13世纪的特鲁瓦城。的确，早在写作本书的想法摆脱随机利益的乌烟瘴气之前，我就下意识地从这段经历中构思好了框架。
我发现以上这些地点(还有其他地点) 之间有很多关联，这诱使我去搜寻历史学家的著述，只为找到一本书能系统地从全球体系的角度阐释我已然看到的一切。尽管我对看到的大多文献愈加不满，我还是翻阅了两千张文献卡片，但仍旧一无所获。
那时，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前两卷已经出版。我在兴致勃勃地拜读之余，又满怀“库恩的反常”似的苦恼，因为该书倾向于将整个16世纪内形成的欧洲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体系看作是原本就存在的体系。这加重了我长久以来对德国伟大的历史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甚至包括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说法的“不适”感。
所及之书都无法助我答疑解惑。绝望之余，我开始于1984 年构思研究计划。我本想着了解相关研究，而非将它写出来。本书就是这一研究的成果，尽管它有很多瑕疵，尽管疑问多过答案，但我仍希冀它将催生出另一些“反常”，从而激励那些对研究所需语言造诣更高、史学素养更全面、对特定区域的洞察更深刻的人们, 去修正我已竭力描绘的画卷。
——摘自本书“序言”（注释从略）
文案 | 赵冉
微信编辑 |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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